我低头看着手表，九点零一分。上课铃刚响完，声音从远处教学楼飘过来，短促而规律。阳光照在脸上，有点烫，但我没觉得暖。脚底那阵凉意还在，不是风吹的，是王姨站在我面前时带来的。
她手里拎着那个超大号手电筒，金属外壳磨得发亮，尾部缠着一圈黑胶布。她没打开它，只是攥在右手里，像握着一根警棍。左手指向我，指甲缝里有灰。
“你刚才在旧馆三楼女厕烧了什么？”她说。
我没动。背包带子还搭在肩上，拉链半开，侧袋里的铜钱剑碰不到手。我不需要碰它。我已经做了该做的事。
“一份文件。”我说。
“什么文件要烧？不能扔垃圾桶？”她往前一步，鞋底踩在水泥地上发出闷响，“监控拍到你早上被导师顶替，后来自杀了。那份文件能证明她是清白的。”
王姨冷笑了一声。嘴角往右边扯了一下，脸上的烫伤疤痕跟着抽动。
“你还跟我讲论文？”她说，“一个学生，大清早跑到禁闭区域，烧纸、点火、留灰烬，你说你是来正名的？你当我是傻的？”
我没有解释。说了也没用。我能说系统告诉我这么做吗？能说我烧的是执念不是纸吗？她会以为我在发疯。
我只说：“我没有破坏公物。门本来就没锁。火也灭了。灰我会清理。”
“你不配清理！”她突然提高了声音，脖子上青筋跳了一下，“你知道那地方死过多少人？图书馆火灾那次，死了四个值班的，连尸首都拼不齐！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封起来？不是因为破，是因为脏！”
她喘了口气，胸膛起伏。手电筒举了起来，但没照我，而是指向旧馆三楼的窗户。那里窗帘垂着，一动不动。
“我查过记录。”她说，“你不是第一次晚上出现在那边。上周三，凌晨一点十七分，你在档案室后门站了十二分钟。上个月件。”
“什么文件不能交档案馆？非要点火烧？”
我没说话。说了他们也不会懂。就像没人相信一个小女孩溺亡在地铁隧道里，只因为她丢了一双红鞋；没人相信一个老师死后还在办公室批改作业，是因为最后一份试卷没打完分。可我见过，我做过，我知道它们是真的。
“我们先去保卫处录个情况。”年长保安说，“同学，配合一下。”
我点头。
王姨没走。她站在原地，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像是恨我多事，又像是怕我真的出事。
“你要是真想帮人。”她说，“就去写文章，去举报，去找媒体。别用这种办法。这路走不通，只会把自己搭进去。”
我说：“我已经试过正常办法了。没人听。”
她不说话了。
年轻保安伸手示意我跟上。我迈步往前走，背包轻了些，心里也轻了些。至少有一部分是。另一部分压得更沉了，因为我知道，接下来的话没人会信。
我们沿着主干道往行政楼走。路边梧桐树影斑驳，光点在地上晃。几个学生迎面走来，抱着书，边走边聊。其中一个女生提着奶茶，吸管咬扁了也没发觉。
他们从我身边经过，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保安，没说话，加快脚步走了。
我能感觉到背后的视线。不止他们的，还有王姨的。她没跟上来，但她站在那儿，一直看着。
走到教学楼前广场，风忽然大了些。吹起地上的落叶，卷着灰尘打转。我停下脚步。
“怎么了？”年长保安问。
我想起昨夜焚稿时，火焰将熄那一刻，镜面短暂清晰的画面。她不在了。至少那一部分，结束了。
“没事。”我说。
继续往前走。行政楼就在前面，三层灰白色建筑，门口挂着“保卫处”牌子，漆有点掉。台阶上有几道划痕，像是被轮椅或推车磨的。
快到门口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
王姨还站在原地，手电筒垂在身侧，身影被阳光拉得很长。她没挥手，也没喊话。只是站着。
我知道她在等一个结果。就像我在等林晚秋的回应一样。
年轻保安推开门，里面是间不大不小的屋子，墙上贴着安全守则和消防流程图。一张办公桌，两把椅子，角落里放着监控屏幕，画面分成十六格，其中一格正对着旧馆三楼走廊。
“坐。”年长保安指了指椅子。
我坐下。背包放在腿上，拉链合上。他们没要求收包，也没搜身。只是要我陈述事情经过。
“你说你烧了一份文件。”年长保安翻开记录本，“什么样的文件？谁给你的？为什么要烧？”
我开口：“是学校二十年前的一份内部通报，关于一名毕业生被诬陷抄袭的事。她后来自杀了。我把这份文件带到她自杀的地点，当着那个空间烧掉，作为一种告慰。”
屋里静了一下。
年轻保安皱眉：“告慰？你是她家属？”
“不是。”
“那你凭什么决定这么做？你知道私烧物品在校园里是违规的吗？更别说还是在禁闭区域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做？”
我抬头看他：“因为没人替她做过。她的清白被埋了二十年。如果我不做，可能再没人会做了。”
年长保安和同事交换了个眼神。那种眼神我见过很多次。不是愤怒，不是鄙夷，是一种疲惫的无奈。像是在说：又是一个自以为正义感爆棚的学生。
“你有没有证据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”年长保安问，“那份通报，现在在哪？”
“烧了。”
“……”
“你把它烧了？”
“嗯。”
